丁宝桢治水廉话

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去世后加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诚。

稚璜，仿佛冥冥之中丁宝桢便注定与治黄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清同治二年（1863），丁宝桢授山东按察使，次年迁布政使，六年擢山东巡抚，其任山东巡抚近十年间廉洁勤政，爱民养民，数次堵筑黄河决口，修建堤防，疏通漕运，治理水患，福泽一方。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决口东南方向州县被大水淹没，然而“群工集议莫敢当”，丁宝桢虽因病休假但仍“慨焉自请”，亲赴现场治理水患，与役夫同甘共苦、栉风沐雨，丁宝桢亲撰的《侯家林大王庙记》碑刻详细记录了本次堵口始末，从“与群僚约信赏罚，务除河工积习，实事求是，无有糜滥”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丁公的勤俭节约、高风亮节。

牡丹黄河河务局稚璜广场

同治十二年（1873年），黄河自山东东明民堰决口，水患致山东、江苏、安徽三省数百里范围百姓受灾。此时的丁宝桢正在家乡贵州平远扫墓省亲，获悉后立即星夜兼程赶回山东。目睹惨重灾情，丁宝桢寝食难安，自责道：“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为补救，抚心何以自安？”在其多方统筹下，治堵工程排除种种艰难，得以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启动。同年三月，丁宝桢建坝堵复口门，随即官修南岸大堤，筑起“起东明谢家庄，迄东平十里堡”，堤高14尺、顶宽30尺、身厚百尺、全长250余里的障东堤。障东堤修筑过程中所有施工物料皆有据可查，并派遣府丞、州县副职等72人在现场监工，工惟其坚，用惟其省。功成后，丁宝桢亲自撰文并书写障东堤碑文，详细记述了修筑障东堤治理黄河的事迹，以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向朝廷、向百姓、向历史交出一笔“明白账”。丁宝桢两治黄河水患，节省帑银数百万两，被朝廷下旨“叠赏头品顶戴、太子少保衔”。

清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丁宝桢调升四川总督，在任期间严惩贪官污吏，废除节寿规礼，澄肃官方，大兴水利，结束了都江堰百年不治的历史。为避免都江堰“岁修累甚”，丁宝桢上任后裁撤了以往从事“岁修”的官员，亲自主持都江堰大修，此事导致部分官员无油水可搜刮，便以挥霍国库的罪名向朝廷告发。恰逢第二年岷江大水冲毁了部分新建工程，加以洋务运动时守旧派的推波助澜，朝廷便派员调查，最终虽未查出技术规范及贪腐方面问题，但清廷仍以“堰功败于垂成，复蹈明之覆辙”为由，将丁宝桢、丁士彬、徐传义等人革职留用。此事之后，丁宝桢并未怨天尤人，反而自备经费，再次兴工修治，新修工程为两岸百姓增加良田数十万亩。丁宝桢病逝任上时如此捉襟见肘与此次兴修都江堰不无关系，其修筑的石砌河岸和鱼嘴一直沿用至今，被称为“丁公鱼嘴”，在四川努力奔走十年的一代名臣丁宝桢，自此清风两袖朝天去，未带巴蜀一寸棉。

丁宝桢陈列馆

古时治水，朝廷备有巨款，但求工程顺利，细枝末节之处鲜有细究，所以其中工程资金浮支乱报、浪费滥用的情况在所难免，丁宝桢却亲力亲为，构建科学监督体系，重视经费使用监管，倡导清廉务实之风，为政府节余资金数百万两。从山东到四川，无论是治理水患还是处理政事，丁宝桢都将其家规中“廉洁奉公身高洁”“精忠报国品自嘉”的要求贯穿始终，不论朝野上下、还是群众百姓都为其拍手叫好。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更是称赞道：“平远丁文诚公，清风亮节，冠绝一时。”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病逝于成都任上。身为封疆大吏，且先后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丁宝桢晚年竟要举债度日，病危时因无力偿还债务，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作为一个外乡人，山东父老仍恳请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归葬山东。虽距其离任此地已有十余载，但山东百姓仍悲痛不已，“郊野祭吊相属奔者、望者、悲者、叹者”，视其为“贤良”，立祠祀奉。

短短六十六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倏忽即逝。回望一生，丁宝桢未曾改变一身正气，始终坚守廉洁奉公，岁月如河水滔滔向东奔涌不止，丁公名声事迹却似堤坝一般伫立至今。丁家并非名门望族，却培养出丁宝桢这一晚清名臣，其子孙更是人才辈出，家族长盛不衰，离不开良好家风的熏陶。

人非圣贤无高下，世代忠良不可差。

读书耕田不误时，精忠报国品自嘉。

廉洁奉公身高洁，尊老爱幼在天涯。

一旦蒙恩受命时，不负朝廷不负家！

丁氏家族的这首家规诗，是丁宝桢的曾祖父丁公俊作下的。诗句并无华丽辞藻，言简意赅，但却包含着寻常百姓家的成才之道，情操高远而不落俗，嘱托恳切而不矫作，只短短几句话，便将勤耕苦读、忠恕任事、清正廉洁不负家国的殷切展露无遗。丁宝桢一生都在践行家规要求，刚正不阿，廉洁奉公，不结党不营私，不对权贵阿谀奉承，史书评价丁宝桢“严刚有威”，正如《官箴》中写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丁公所作所为皆为公为民，才敢无惧强权，才能在做出“前门接旨，后门斩首”大太监安德海后，仍被朝廷给予“国之宝桢”称号。

“国之宝桢”赐字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丁宝桢在严于律己的同时，更注意言传身教，他与长子丁体常的往来书信体现了他一生身体力行的处世原则与为官之道。爱民为民方面，他告诫体常“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要站稳人民立场，不能妄自贪取群众一分一钱，若有盈余，便取之救济穷苦贫民；清廉自守方面，他叮嘱体常“作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在财务方面必须清白，管辖范围的所有财物必须归公，按月记录账目收支，主动呈送上级审查，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不能有一点马虎；为人处世方面，他教诲体常“遇有可行好事，则随时随处，尽我力而为之。遇有人难，如己之难；遇有人急，如己之急。”不能有一丝一毫自满自大、夸大其词、怨恨嫉妒和怨天尤人，待人接物应心地仁厚，注重谦逊礼让，宁可损己利人，也绝不能损人利己。勤俭节约方面，他要求体常“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

“噫嘻文诚，惟公之生，其气英英；惟公之没，遗书在阙，其光烈烈；亦匪遥，山也匪高；惟公之灵，驱澜亘霄。”墓志铭上短短千余字已然概括丁宝桢跌宕起伏、矜矜自守、两袖清风的一生，结尾寥寥数十字更是对其功德胆识情操的极高赞美，一如出生之时两手空空，走时除了留下巍巍堤防及廉洁美名他也未再剩下多余身外之物。（张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