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治河：两位御史的才德之辨

明朝中期开始，河南、山东境内黄河频繁决溢，张秋（今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作为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咽喉枢纽，因水患肆虐、漕运梗阻，成为治河攻坚的关键战场。在这里，徐有贞与刘大夏先后以御史之职主持张秋运河治理，凭卓越才能破解水患困局，然二人品性迥异，最终在历史长河中留下霄壤之别的口碑。

治河建功：同为奇才 各施良策

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陈留、新乡和荥泽等地接连决口，河水分三股，其中一股自新乡八柳树，漫溢曹县、濮州，至东昌溃决寿张沙湾（今台前县夹河乡沙湾村），冲坏张秋漕运河道。为此，明英宗、明景帝在1450—1452年间，先后派遣数名大臣前往治理，可均未成功。

景泰四年（1453），明景帝任命徐有贞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专门治理决口数年的张秋、沙湾河患。

徐有贞（1407—1472），原名徐珵，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26岁便考取进士，入翰林院任侍讲。土木堡之变时，因提议南迁，给皇帝留下了坏印象，本以为仕途一片灰暗，却因精通水利得到朝臣推荐，迎来了治理河患的命运转机。

图：徐有贞主持治理沙湾河道后所立纪功碑拓本

抵达张秋后，面对传统堵决方案屡试屡败的困局，徐有贞拒绝盲目施工，对当地的地形水势进行了详细的查勘，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置水门、一开支河、一浚运河的“治河三策”，也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言沙湾治河三策疏》。其中，在黄河堤防上开口分水，可谓风险极大、闻所未闻，引发朝中诸多反对。对此，他以“水箱实验”佐证：“取两壶，一窍大者与五窍小者（总面积等），注满水，五窍者先竭”，直观证明分流泄洪的科学性，得到了朝廷批准，此举比西方同类流体力学实验早四百余年。

施工期间，徐有贞精准选址开挖减水闸，亲自组织导河、堵口、疏浚，仅用两年便完成工程任务，使黄河来水“小则拘之以济运，大则疏之使趋海”，既解决了黄河溃决问题，也解决了运河漕运水量不畅阻碍航运的问题，展现出超凡的工程智慧与执行力。

然黄河难治，根在水沙。徐有贞开挖分水河减弱水势，也导致水流速度减慢，泥沙更快沉积。距景泰年间治河仅仅过去了30年，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又在荆隆口、黄陵岗决口，洪水“东经曹、濮入张秋运河，所至坏民田庐，且势损南北运道，天子忧之”。弘治五年，河复决荆隆口，犯张秋，坏会通河。

弘治六年冬末，黄河春汛在即，河患愈演愈烈。经朝臣推荐，明孝宗下诏擢升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负责治理张秋水患，并在诏书中明示当务之急要先通漕运，恢复粮运通行。

接诏后，已年近六旬的刘大夏毅然挑起了治理黄河这副千斤重担。他力排“恢复海运”的保守主张与“强行改道”的激进之策，坚持“通运、疏河、堵口、筑堤”的综合治理思路。《明史·刘大夏传》详细记载其举措：“大夏行视之，曰：‘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于是即决口西南开越河三里许，使粮运可济。乃浚仪封黄陵冈南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出徐，以杀水势”。同时，他主持修筑百里太行堤，“西起太行，东至长垣，绵延百里，遏黄河北流”，成为守护鲁豫平原的重要屏障。

图：明代钱谷和张复联合绘制《水程图》的张秋运河

在刘大夏兢兢业业的治理下，肆虐河南、山东、南北两直隶数十年的水患终得平息，张秋漕运恢复通畅。朝廷赐玺书褒奖刘大夏，并御赐将“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以资纪念。此后，200余年间，漕运畅通，或有漫溢，皆得及时治理，无妨大局。

品性分野：投机逐利与清正守节

同为御史身份在张秋治河、保漕有功，徐有贞和刘大夏很快都得到了拔擢。

徐有贞回京后，明景帝亲自召见徐有贞，奖掖他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提拔为左副都御史，官职由四品升为三品。刘大夏则被明孝宗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样提拔为左副都御史。

从晋升速度观之，徐有贞似乎更得当朝皇帝的赏识，张廷玉感叹其“剖符受封，在文臣为希世之遇”；论及治河能力，徐有贞创新采用开支河分洪保运之法，对后来白昂、刘大夏治河理念亦影响深远，本应自此锐意进取、施展抱负。然而，功绩恰是品性的试金石和放大器，二人治水后的人生轨迹，自此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从徐有贞的表现来看，其治河功绩始终被强烈的政治野心所掩盖。《明史》记载其“躁于进取，依附攀援”，治河成功后，他将功绩视为政治投机的资本，积极靠拢权贵。景泰八年（1457年），他参与“夺门之变”，拥立明英宗复辟，事后为邀功请赏，竟捏造罪名诬陷忠臣于谦、王文，直言“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致使二人含冤而死。身居首辅、权力巅峰之际，他更是“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最终在与石亨、曹吉祥等权贵的倾轧中失势，被流放金齿卫（今云南保山）。虽晚年遇赦归乡，但“诬杀忠良”的污点终其一生未能洗刷，《明史》直言其“誉望因之隳损，名节所系，可不重哉”。

图：张秋运河遗存

与徐有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大夏一生坚守“忠诚许国，鞠躬尽瘁”的操守。治河期间，面对朝野非议，他“不为流言所动，坚持实地调研之策”，拒绝迎合权贵，治理黄河以利国计民生。为官数十年，他清廉自守，多次直言进谏，拒绝权贵请托，甚至因反对宦官干政遭贬谪，仍坚守气节，与王恕、马文升并称“弘治三贤”。《明史》赞其“居心行已，磊落光明，刚方鲠高，有古大臣节概”。毛泽东曾评价：“刘大夏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治理黄河，功莫大焉！”民间更对其爱戴有加，将其治河功绩代代传颂。

徐有贞与刘大夏的人生轨迹，印证了“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的深刻哲理。二人同为治河奇才，却因品性不同，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历史的评价从未偏袒单纯的才智，唯有以德驭才、心系民生者，方能让功绩经得起时间检验，赢得朝野与民间的双重认可。这两位明朝治河御史的千古分野，为后世留下永恒启示：才能决定做事的上限，而品性，才真正决定人生的高度与历史的口碑。（钟庄子）